梁衡谈枕边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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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衡

中华读书报：您对于诗词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梁衡：我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时开始背古诗，中学开始读词。除了语文课本里有限的几首外，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课外阅读。最早的读本是《千家诗》，后来有各种普及读本，《唐诗100首》《宋诗100首》及《唐诗选》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还有以作家分类的选本如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。这里顺便说一下，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，中学时正是“文革”前中国社会相对稳定，重视文化传承的时期，国家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化普及读物。由最好的文史专家主持编写，价格却十分低廉，如吴晗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，几角钱一本；中华书局的《中华活页文选》，几分钱一张。不要小看这些不值钱的小书、单页，文化含金量却很高，润物无声。

和一般小孩子一样，我最先接触的古典诗人是李白，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，诗中总有一些奇绝的句子和意境（意境这个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），觉得很兴奋，就像读小说读到了武侠。后来读元曲，马致远《天净沙》：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他不说人，不说事，只说景，推出九个镜头，就制造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。这就是王国维讲的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。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但要想后来能够领悟，就要预先播下一些种子，这就是小时候的阅读。

中华读书报：能否谈谈您对于散文的阅读？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有哪些？

梁衡：对我影响最大的古文家有司马迁、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、范仲淹等。对一般人来说，只要不搞专业，用不着去找他们的原著，古籍浩如烟海，又艰涩难懂，是读不过来的。好在中国文学有个好传统，一代代精选前作，把最优秀的挑出来，只读这些就够了。关键是精读，最好能背，取其精，得其神。我的古文阅读分三个层次。一是最基本的，课堂上的学习。二是扩充阅读。读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综合选本，比如《古文观止》。我用得最顺手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《历代散文选》，它成了我的工具书，平时放在案头，下乡采访时背在包里，早晨起来背诵一篇，那时我已过40岁了。三是选更精一点的普及本，经常查阅、体味。如前面提到的《中华活页文选》，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出的一套古典文学普及丛书，如《宋代散文》，现在插在我的书架上，还没有退役。

现代散文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有秦牧、杨朔、朱自清。我上小学自己攒零花钱买的第一本书是秦牧的《艺海拾贝》。从他学到的主要是怎么把知识运用于散文，这也影响了后来我的阅读兴趣。杨朔是那个时代教科书必选的，主要学习怎么把思想融于写景，但走得太远，成了政治图解。真正让我的散文回归审美的领路人是朱自清。

中华读书报：在《阅读与写作》中，您专门有一节谈到关于理论和学术经典的阅读。

梁衡：一般人，特别是文学爱好者常误认为政治、理论枯燥乏味，干瘪空洞，不如文学那样水灵、煽情。这是因为文学与理论属不同的思维体系，一个是形象思维，一个是逻辑思维。人们虽感觉到了这个不同，但不知道作为形象思维的文学只有借助理性的逻辑思维才会更深刻，从而更形象、更生动。就如我们常说的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记忆。这中间有一道门槛，翻过之后，就是一片高地。我们这一代人赶上“学习毛泽东著作”高潮。这是一个半被动、半主动的经典学习运动。说它被动，是因为那是一个特殊时期，人人学，天天读，你不得不学；说它主动，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确实写得好，道理深刻，文采飞扬，只要一读开，就能吸引你自觉地读下去。对毛泽东著作的阅读，最有用的是他的两本哲学书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，还有可以作为写作示范的一批很漂亮的论文、讲话，如延安整风时期的《反对党八股》等，在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代新华社起草的《别了，司徒雷登》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等一批社论、时评，集中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与文学才华。这种阅读对我来说已是三分政治七分文学了。

大学毕业，梁衡在农村劳动时。

中华读书报：您的作品多是雄文宏著，千字文的写作兴趣始自什么时候？

梁衡：我是“文革”中毕业的大学生，后来又当记者，有太多的生活适合笔记体的书写，一直有这个夙愿。只不过后来在官场，碰到的政治题材更急切，就先写“大事、大情、大理”，一写就是20年。后来退到二线参加全国人大农委工作，接触林业，又有七八年时间跋山涉水写《树梢上的中国》。我现在还是国家林草局首席科普学者。一直折腾到现在，人也老了，才腾出手来回忆往事。我曾有一首诗：“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名山大川唱大风。写尽春色文章老，多少往事烟雨中。”往事如烟，遂整理成随笔。起始的第一篇是2020年9月30日发于《光明日报》的《都市小记》，接着有《吃瓜》。这方面的第一本书是2021年12月出版的《天边物语》。

中华读书报：贾方舟在《天边物语》序中出提出：你很难想象，一个多年埋身于“官场”的“高干”，怎么还会保留着这样至真至纯的审美心境——这种心境需要刻意保留吗？

梁衡：我在《都市野味》中说：“人人都有一个童年，但未必人人都有一颗童心。”我承认自己有一颗好奇的童心，对什么都感兴趣，要不怎么会写《数理化演义》？晚年又开辟“人文森林学”。我觉得这与我童年时在一个山清水秀但又很穷的山村中长大有关，既要动脑子干活求生存，又享受了自然之趣。比如，割草时会发现一窝鸟蛋，或还未出窝的小鸟，这对一个孩子是天上掉馅饼式的惊喜。我在《何处是乡愁》里回忆到，小时在河边常有因为用皂角洗衣，自然长出的皂角苗，孩子们抢着发现它，挖回家里栽培成树。还有农村编筐，你得知道去选几年生的荆条。生活养成了我对自然的热爱，大自然给了我一双发现的眼睛。后来长期当记者又总在接触新事物，思考新问题。

中华读书报：《天边物语》出了平装和线装本，为什么这么设计，这部作品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有何独特的价值和意义？

梁衡：这是出版社的主意。他们一直想做一本内容轻松又版面好看的礼品书。正好这本书文短图多。本来我也是把它作为一种审美实验的，所以一拍即合。这中间作者、编辑、印厂有很多磨合与创新。比如传统竖排却用简体。现在看来很成功，确实漂亮。彩色图片在宣纸上的效果惊艳喜人，许多人都说没有见过这个效果。

这本书对我来讲其意义有两点：一是从体裁讲标志着我的散文转入随笔写作阶段；二是从内容讲，我一直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，为美而写。以往的文章重在探讨如何表现思想，这本书是专门探讨如何表现美的。

中华读书报：您的枕边书有哪些？会经常变化吗？

梁衡：我读书很杂。我把枕边书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悠闲消遣，入睡前看一段。如常又把四部古典翻出来看看。但因舍不得时间，看新书时间很少。一类是写作需要，现蒸现卖，现充电。这就很杂了。如写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就通读了一遍科学史，如李约瑟《中国科技史》《科学发现大事年表》、各位科学家的传记，读了许多科普小册子，甚至还有爱因斯坦的《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》等等。写《树梢上的中国》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就无异于考古。写《左公柳》就看《左宗棠传》，写《沈公榕》就看《沈葆桢传》、甲午海战、中法战争及中国150年的海军发展史。写《中华版图柏》要查与长城史有关的宋史、辽史，看大量地方志。写《天边物语》就恶补美学，最近的枕边书是《西方美学教程》《华夏美学》。除开新闻、理论写作，我的散文创作有四次转型：山水、人物、人文森林、笔记体。因此枕边书也随时在换。

中华读书报：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？

梁衡：相比之下还是喜欢人物类、随笔类的书。最近刚看完的有《落花生的女儿》，是20世纪30年代散文家许地山的女儿的传记。记录了从民国到“文革”的中国社会变化，特别是她的传奇人生。还有一本《京都一年》。前者是网上提及一部分，就买来看全本。后者是出版社赠书，觉得有趣，就读完了，还反复读。

中华读书报：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？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?

梁衡：因为我是写散文的，书架上常备各种古代、现代散文选。反复读的有朱自清的散文、《浮生六记》、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涉及创作理论的有陈望道的《修辞学发凡》《文心雕龙》《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》、黑格尔的《美学》。其中《浮生六记》读得次数最多，还买了七八本送人。

中华读书报：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，您会选哪三本？

梁衡：如果去无人岛，是观察、阅读自然的绝佳机会，我不会带一本书。倒是会多带几个笔记本，记自然，记心理。这就像画家出外写生，时间有限，我估计他也不带书，而是带写生本。我说过一个学生走出校门终生要读四本书：社会、自然、历史和自己。在荒岛上正好躺在自然的怀抱里，仰望蓝天白云，细温历史，反省自己。

中华读书报：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，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，您会邀请谁？

梁衡：历史上的请范仲淹，他一生四起四落，以天下、人生为写作的实验平台，一篇《岳阳楼记》盖千古。请陶渊明，生于乱世，笑对人生。同辈请梁晓声，我们梁家的人。

（栏目主持人：宋庄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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